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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亡国

2019-06-14 16:04

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细泥红陶质地,造型呈敞口、卷唇,口沿描绘有间断的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叼着两条大鱼。在人面双耳部位有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组人面鱼纹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这件彩陶人面鱼纹盆是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一种葬具,是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的。人面鱼纹是由人面与鱼纹组合而成,人面的装束奇特,似乎在进行着宗教活动的仪式。因此,人面象征着巫师,鱼纹象征着神灵,这种宗教仪式是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仰韶文化的原始先民用简单的几笔,就画出宗教仪式的过程,图案性强,用笔熟练,图案既有对称,也有反复,黑白对比强烈,富有趣味性,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华。这件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是我国新石器时期彩陶工艺的典范,是仰韶文化彩陶工艺的代表作,是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标志,也是2013年国家文物局第三批9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西周青铜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公斤,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造型呈圆形,两耳,方座,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时期出现的青铜器新样式,是西周时期对“天圆地方”观念的具体表现。器身和方座,通体装饰饕餮纹,方座四角装饰蝉纹。饕餮纹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分别以对称形式排列在左右两侧,体现出神秘的威严感,以震慑各种邪魔。蝉纹象征着死而转生之意。器底铸有铭文4行33字,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笔划稳健,首尾尖,中间粗,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这篇铭文记述了这件青铜簋是由西周初期的贵族利铸造,贵族利跟随周武王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战争胜利后受到周武王的奖赏,所以铸造了这尊青铜簋用以记功,并祭奠祖先。在这篇铭文中提到,周武王伐纣是在甲子日清晨,而且是岁星(即木星)当空,这与我国古代文献《尚书·牧誓》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这篇铭文虽然简略,却是迄今为止关于周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的一件文物遗存,历史意义和价值非凡,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依据这尊西周青铜利簋的铭文,推断出周武王灭商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1057年1月20日,这为商周时期的历史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簋是西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与鼎配合使用,用于祭祀祖先。在西周时期不同的等级使用鼎和簋的数量是不同的,周王的礼制是“九鼎八簋”,诸侯的礼制是“七鼎六簋”,大夫的礼制是“五鼎四簋”,士的礼制是“三鼎两簋”。这尊西周青铜利簋,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被列入国家档案馆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太平天国玉玺。高10.1厘米,长20厘米,宽20厘米,青白玉质地。玉玺的印纽背面刻云纹,侧面刻双凤朝阳纹。印面的四周,在上面作双凤朝阳纹,在左右作龙纹,在下面作立水纹。印文是宋体正书,镌刻阳文,共44字。其中,“天王洪日”指洪秀全,“天兄基督”指耶稣,“真王贵福”指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八位万岁”指“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即上帝、耶稣、洪秀全、幼天王洪天贵福、光王洪天光、明王洪天明、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这方太平天国玉玺,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被湘军掳去,由曾国藩送交清廷军机处,存于清宫内的方略馆,清朝灭亡后由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收藏。在清代后期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历时14年,纵横17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半壁江山,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推向了最高峰。这方太平天国玉玺,充满着浓厚的拜上帝教色彩,在我国的玉玺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中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革命历史文物。

西周青铜虢季子白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公斤,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今宝鸡市陈仓区)。是用于盛水的器具,造型奇特,形似一个大号浴缸,呈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避免了粗笨感。四面各有两个兽首,口中衔环,四足作矩形。底部铸有铭文111字,语言洗练,字体端庄,工整严谨,清丽流畅,疏密有序,俊逸疏朗,是公认的西周金文中的经典作品。这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奉周宣王的命令,征伐西北地区的戎族,荣立战功,周宣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予战马和弓箭等物品。虢季子,名字叫做姬白,“季”是指兄弟中年龄最小的弟弟,是虢国的国君,死后的谥号是宣公,故又称为“虢宣公”。虢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文王的弟弟虢叔,封地在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附近,虢国经济文化发达,族人能征善战,国君大多在西周朝廷中担任要职,倍受周天子的赏识和重用。这尊西周青铜虢季子白盘,是在清代道光年间出土,几经辗转,后为清朝的淮军将领刘铭传所得,刘铭传将此盘带回安徽合肥的老家,成为刘家的传家之宝,直到新中国建立,刘铭传的曾孙、爱国民主人士刘肃曾将此盘无偿捐献给国家。这尊西周青铜虢季子白盘,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体积最大的西周青铜器,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商代青铜四羊方尊。高58.3厘米,边长52.4 厘米,重量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造型呈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兽面纹,肩部铸有探出器表的双角龙首。四角各铸有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的羊头,羊头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腹部和圈足之上。据分析,这尊商代四羊方尊是分两次铸造而成的,即先将羊角和龙头单件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方尊外,再进行整体浇铸,一气呵成,显示出商代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这尊商代四羊方尊,以四羊和四龙的造型展示出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有“跪乳”的习性,这被人们视为善良知礼,是孝敬父母的典范。以羊作为装饰题材,既有原始的宗教崇拜,又有以羊献祭神明的用意,还包含了人们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祈求“吉祥平安”之意。这尊商代四羊方尊,1938年因为湖南宁乡的农民无意中挖掘出土,随后被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移送到长沙的湖南省银行保管。不久侵华日军进攻长沙,四羊方尊被紧急运往湖南沅陵,途中遭到日军空袭,运输四羊方尊的卡车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随后这些碎片被丢弃在银行仓库内,再也无人问津。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内发现了已经被炸成碎片的四羊方尊,经过有关文物专家的会诊攻坚,最终将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完整,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尊商代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动静相宜,独具匠心,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体型最大、份量最重的商代青铜方尊,是商代青铜器铸造的巅峰之作,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作为我国古代文物的精华和杰作被编入教育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是2013年国家文物局第三批9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商代青铜司母戊大方鼎。亦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2厘米,宽79.2厘米,重832.84公斤,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造型呈长方形,立耳,折沿,四足。以云雷纹为地纹,四周浮雕盘龙纹和饕餮纹。腹部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是商王祖庚为祭祀母亲戊而制作的。商王祖庚是商王武丁的次子,在位7年,商朝的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十分强盛。戊,又名“妇妌”,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商王祖庚的母亲,来自井方(今河北邢台),善于农业种植,尤其擅长种黍(即小米),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了很多她种黍的事迹。商王祖庚继位后,为祭祀她以表达孝心而铸造了此鼎。这尊商代后母戊大方鼎的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耳部是在器身铸成之后再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的金属原材料超过1000公斤,铸造时需要至少300名工匠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制作如此大型的青铜鼎,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陶范灌注等环节必须密切配合,严丝合缝,不能出现一丁点的差错,这充分说明商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经过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沉淀分析法的定量分析,确定其含铜量在84.77%、含锡量11.64%、含铅量2.79%,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考工记》的记载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内在传承。大方鼎,在1939年因为安阳当地的农民私自挖掘而出土,由于体积过大,为了防止侵华日军抢掠,不得不重新掩埋。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重新出土,保存于南京。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原有意将此鼎运往台湾,但由于过于沉重,无奈流落在南京机场,最后被人民解放军发现,移交南京博物院,1959年调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这尊大方鼎,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反映出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商代工匠聪明和智慧的结晶,是商周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仰韶文化遗址。夹砂红陶质地,外表呈红色,造型呈敞口、圆唇、深腹、平底,口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装饰有鹳鱼石斧图,整幅图案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陶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分成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均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支撑地面的白鹳,面对竖立的石斧。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叼着一条大鱼,鱼眼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了表现出白鹳的轻柔白羽,把白鹳的全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没骨”画法;石斧和大鱼的外形简洁,犹如“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石斧和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填色”画法。据此,有学者提出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雏形。经过碳14测定,这件陶缸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这件陶缸是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一种葬具,称为“瓮棺”,用来存放死者的尸骨。白鹳是死者氏族的图腾,大鱼则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斧是权力的标志,表明瓮棺内存放的是氏族首领的尸骨。这位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大鱼氏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将这些事迹记录在图画当中,刻画在首领的瓮棺上,通过图腾与石斧的组合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中,大鸟是黄帝部落的图腾,大鱼是炎帝部落的图腾,大鸟和大鱼争斗的图案,反映的是我国古代神话中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大战的传说,最终黄帝部落战胜了炎帝部落,组成了统一的炎黄部落,黄帝和炎帝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石斧则是炎黄部落的族徽标志。所以,这位英雄的氏族首领曾经参与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阪泉之战”,最终战死疆场,死后尸骨安放在这件瓮棺之中,并被后世长久地传颂。这件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不仅反映出我国史前时期绘画艺术的萌芽风格,而且以宏伟的气势体现出我国史前时期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是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品,是迄今为止在考古发现出土的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西周青铜大盂鼎。亦称“廿三祀盂鼎”,因作器者是周康王时期的贵族盂而得名。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郿县(今宝鸡市眉县)。造型雄伟凝重,呈厚壁,立耳,折沿,敛口,三足,通体装饰云雷纹和饕餮纹。铸有铭文19行291字,字体规整,布局规范,书风凝重,结字方正,笔画粗细不等,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严谨又见灵动,具有西周早期金文的特点。这篇铭文分成左右两段,记述了周康王册命贵族盂的事情,周康王向贵族盂阐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贵族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周王室,并赏赐贵族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并叮嘱贵族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在这篇铭文中提到“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而另一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贵族盂,商代的大臣沉湎于酒色,导致亡国,透露出周王室对于嗜酒误国的警示。在这篇铭文的篇首是“唯九月”,篇尾是“唯王廿又三祀”,这是贵族盂“受命”于周康王的时间,这种以周王在位年次来纪年,且置于篇尾,是西周初年金文的标准格式。这篇铭文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西周时期“册命”类文献,与西周其它时期的“册命”类文献相比校,可以清楚的了解西周王室对贵族“册命”制度的演变,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界所重视。这尊大盂鼎在清代道光年间出土,几经辗转,后为左宗棠所有。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遭清廷议罪,幸得大臣潘祖荫伸出援手,多方打点,上下疏通,才得幸免。为答谢潘祖荫的搭救之恩,左宗棠将这尊大盂鼎赠与潘祖荫,从此成为潘家的传家之宝。新中国建立后,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女士将这尊大盂鼎无偿捐献给国家,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调拨北京,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这尊西周青铜大盂鼎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制作精美,呈现出磅礴气势和恢弘格局,为世人所瞩目,是西周青铜礼器中的重器,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地区华县太平庄仰韶文化墓葬。造型呈伫足站立的雄鹰,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将雄鹰桀骜凶猛的气势表现得活灵活现。鹰眼圆睁,喙部呈钩状,身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两侧,尾部下垂至地,形成稳定的支点。鼎口位于雄鹰的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将陶鼎与雄鹰巧妙地融为一体。陶鹰鼎周身光洁,不加纹饰,双腿与尾部巧妙地分为三个支点,成鼎足之势,既强化了雄鹰固有的形体特征,又与陶鼎的工艺造型和谐统一。这件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陶鹰鼎,设计巧妙,比例相宜,造型优美,形态逼真,制作精致,注重造型与实用的完美结合,是新石器时期制陶工艺的杰作,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出土的新石器时期唯一的一件鸟类造型的陶器,开创了商周时期鸟兽形青铜器造型的先河,是距今6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聪明与智慧的结晶,是极其罕见的文物珍品,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明代九龙九凤冠。高27厘米,直径23.7厘米,重2320克,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区明定陵。以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面有八只点翠的金凤,后部也有一只金凤,共有九龙和九凤。金凤的头部朝下,口衔珠滴。珠滴在走动的时候,随步摇晃。在金凤的下面有3排以红蓝宝石为中心的珠宝,点缀着翠兰花叶,镶嵌镂空金龙,远望似金龙奔腾在翠云之上,金凤展翅翱翔于珠宝花丛之中。金碧交辉,富丽堂皇。这顶明代九龙九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采用花丝、点翠、镶嵌、穿系等工艺制作而成,共使用未经加工的天然红蓝宝石100多粒,珍珠5000多颗。这顶明代九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孝端皇后。孝端皇后(1564年-1620年),名字叫做王喜姐,浙江余姚人,出生于北京,父亲是永年伯王伟,是明神宗朱翊钧亲自册立的唯一的一位皇后,在位42年,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后。这顶明代九龙九凤冠,是孝端皇后接受册命、拜谒宗庙、祭祀祖先、参加朝会所佩戴的礼帽,华丽贵重,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的一件皇后凤冠,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